三、读初中
教室也是我们兼用的食堂
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规定的学费与杂费标准是非常低的。我父亲为我交了学费与学杂费后说，共产党真是为广大人民着想，所交的学费与杂费不高，他对支持自己的子女进一步读书大有信心。在比较低的学杂费的情况下，教师、员工、学生的生活也是存在着比较清苦的磨练。在初中一年级时，我们学生的中晚餐主食，是各自带米和碗加水预先放入一个大蒸笼里，统一由厨房师傅烧火蒸成熟米饭的，我们各自拿自己被蒸熟饭的碗带回到教室里去吃的。副食是由厨房师傅在教室里统一发给每人一勺青菜豆腐汤，在周二与周五的中午有一片猪肉或鱼肉的荤菜可以享受。教室本身也是我们分部校区学生的兼用食堂。早餐是统一在教室里发一勺米粥、一个馒头和一些酱菜。我记得有一天早餐，我们这些小朋友喝米粥时，发觉米粥里有煤油味。叫班主任老师一闻，也确定有煤油味。此时就反映到整个学校，学校查清了是厨房师傅在烧米粥时把煤油灯落入米粥锅里造成的。如此这些粥就收了回去处理掉，另外把饭锅里里外外清洗干净，重新烧粥，让我们空肚子先上两节课，然后将新烧的米粥再抬进教室，发给我们学生补喝。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能够过如此的学生生活水平，对我们每个学生以及家长、以及老师和教职员工都非常满足了，因为我们交的费用很低。共产党新政府决心要创造条件，让所有小学毕业生进入初中。没有校舍就租用闲着的祠堂，待以后有条件建设新的校舍。这是一场让人民的子女都能够升学上初中的大战，在东阳县普遍地展开。可以说这一年我们东阳县录取的初中生数，是大于以往历年全体初中生的总和。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不久，号召广大农民搞好农副业、征收合理公粮储存、让广大子女以低廉的学杂费上学堂，让老百姓获得实惠，这一形势使得共产党政府具有非常高的威信，这时只要政府要老百姓做什么事，就可以立即可以贯彻和落实到基层的老百姓中去，得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与国民党时期的强迫性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
学生的板凳
我们学生在教室里，两人合用一张桌子。坐的小板凳是每位学生一个，其凳子下面还可以写上某年级某班某人的名字。这个板凳不仅在教室里自己坐，而且开大会时，要带着它到开会的会场给自己坐。那时整个东阳中学没有室内大会议厅，如果要开全校的大会，要选好的天气，在露天广场上召开。我们学生要带着自己的板凳去参会。我们的分部校区离开主校区，有相隔1000多公尺的路，我们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带着自己的板凳，拖着长长的队伍赴会。每一个班级按照规定排成一个长列，各个班级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的前面，近千学生等候着开会，听取校领导的讲话。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作者的校长陈人文先生，届时兼东阳县副县长
“风在吼！马在叫！”
我们等待着学校领导讲话的时，一位男音乐老师，手带着白手套并拿着指挥棒，走到麦克风前面说：“同学们，开会前我来带领大家唱抗日歌曲《保卫黄河》”。这时喇叭里发出该歌曲的前奏曲，在音乐老师指挥下，近千人的歌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震撼着这个校区的上空。音乐老师指挥的劲头和学生唱的兴趣还不太过瘾，音乐老师就立即地把学生班级分成四大块，教我们如何进行四重唱。在音乐老师指挥着近千名学生的四重大合唱中，在结束唱声时，立即地鸦雀无声地静了下来。这时陈人文校长自豪地走上讲台说：“音乐老师指挥大家的大合唱的歌声，真是体现了我们全体东阳中学师生团结一致，认真教，努力学，将来要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的巨大决心啊！”一阵响彻云霄的鼓掌声响了起来，又很快地停了下来听从校长的训话。当年文质彬彬的校长陈人文先生寄语深长地对我们学生和老师的讲话，在我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把学校里所有领导部门负责人和老师介绍给我们全体新同学，又结合学校布置了这个新学期的工作与任务。需知这时的形势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激烈进行中的，陈校长根据上级指示，要号召高年级学生中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他在报告结束时用英语高喊口号：“Peace should be saved！ Peace can be saved！”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报告结束以后，喇叭里放出歌声“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上最前线，卫国保家乡，……”，还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此后我们东阳中学一批大哥大姐参加了志愿军，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初中的班主任
由于我们学生在初中时年龄很小，个子也很小，班主任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一个班级约有50个孩子，班主任要管理我们这50个小孩的安全与学习。有一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期末考试，等待期末学业通知书，就可以放寒假回家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天下着特大的雪，我自己的两只小手，也长了冻疮。差不多所有的住校生，多多少少手上都长了些冻疮。我的弟弟是在金华第二中学读书，已经放假，路过我们东阳城吴宁镇，他与我一起住一、二夜后，我们准备一起回家。我的弟弟手上长满了冻疮，小手又肿又流血。我的弟弟没有哭，总是忍着。忽然我弟弟发现在东阳中学的老师办公楼的楼梯底下有木炭，我弟弟就拿来了木炭，我们又找来了一个大盆子，放在我们班级的教室里，把木炭点着，大家围着火盆取暖。突然班主任走进了我们的教室，我们知道这一下子瞒不过班主任了。一开始，班主任训斥我们，为什么私自拿木炭取暖，又问是谁拿木炭的。同学们说是我的弟弟拿的。当班主任看见我弟弟手上长满冻疮又肿又出血时，他的眼睛也红了，充满眼眶的泪水也几乎要滴出来了。此时班主任不说话了。他说把窗门打开一些，让教室透透气。他说这盆火结束以后，不许再去拿木炭了。事后我没有被处罚与赔款，估计班主任也没有对学校任何其他部门说此事，我们不久也放假回家了。在回家的90华里的路程上，尽管天气是非常寒冷，由于我们要走90华里的路程，我们走的气喘吁吁，全身走的很热，我们手上的冻疮开始发痒，开始渐渐地恢复与修复。一回到家，爸爸妈妈一看见弟弟和我如此作孽的冻疮，连忙把取暖用的火笼给了弟弟和我，我们父母的眼睛也红了，泪水也几乎要从眼睛里流出来了。他们深深地意识到，送这么小的孩子，要远离家乡，要独立地生活，双手的冻疮如此厉害，为了我们子女读点书，付出的代价是多大啊！
初中的课程表
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表，可丰富极了。每周有语文13节、英语4节、数学4节、体育4节、历史2节、地理2节、生物2节、美术2节、音乐2节、政治2节、周会1节。合计38节课。平均每天上要上7节课，基本上上午4节课，下午3节可。走校生上完7节课以后就可以回家做作业了。住校生下午基本上有一节课的自由活动。东阳中学的老师，企图把他们的脑子里的东西，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尽快装入我们学生的脑子里。每节课布置的作业与练习相当的多，而且上课期间经常有小测验，小测验的考卷老师亲自收。每堂课老师均在点名册上做记录。我们的每门课程的学期末总分由平时小测验分数平均值、期中考分数、期末考分数、出勤率综合评定。对于每门课的期末总分评定与升留级的制度，东阳中学是严格的。
初中的音乐老师
我们的音乐老师都是从正规院校音乐专业毕业的。来教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对音乐无修养的放牛娃，真是有点大材小用或对牛弹琴。然而音乐老师们恨不得将他们的音乐理论与实践方法全都教给我们这些学生，严格地按照教学大纲进行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教学。而那时我们的家长与学生思想上不重视，认为音乐是玩玩的东西，学与不学都没有多大关系，孩子长大了不一定从事音乐工作（其实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在音乐考试的时候，即使某位同学音乐不论在理论考试或演唱水平都很差，老师也会批给60分，让之能够及格通过，不要因音乐课发生补考或留级之事。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音乐老师，完全是按照教育厅规定的教学大纲严格地进行教学的。我自己是把音乐当作数学来学习的人，在脑子里知道音乐老师教的理论与简谱的原理，但是实际演唱时是很离谱的，这真是懂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而音乐老师既是理解能力强，又是表演能力高，他们是两者有密切的结合。音乐老师能够一面弹琴，一面唱歌词，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我们的音乐老师，不仅教我们唱歌，而且结合唱歌教音乐的理论，如简谱的理解与演唱、如何指挥音乐的演奏与演唱、简谱如何翻译为五线谱。我自己的初中音乐演唱成绩极差，老师总是照顾我，往往给我批上60～70分之间。但是他们批给我简谱翻译为五线谱的分数是100分。说明我自己把音乐当作数学来学习，而且我能把简谱用二胡拉出来的声音要比我唱的声音更靠谱一些。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东阳中学有好几位由正规院校的音乐教师队伍，反映了这所中学的全面教学水平之高。只不过是由于投考普通的高中、考大学没有音乐科目，因而家长和学生不重视。我对东阳中学那个时期的音乐老师是佩服的，东阳中学的音乐老师不仅在上课时非常认真，而且在课外在组织学生班级间的音乐比赛也是极其成功的。音乐老师每年化了很大的精力组织学生大合唱，进行全校比赛，对于全校音乐水平的提高、师生对音乐理解能力的提高，班级如何团结争取荣誉有着重要的作用（今年我已经快80岁了，我怀念着那时的男、女音乐老师教学的情景）。我们东阳中学每年在考大学时，也总有几位具有音乐天才的高中生，被音乐老师推荐报考音乐专业，而成为新中国的音乐人才的。
初中的美术老师
教我们初中部美术课的是一位男老师，大约有40岁。他的教学任务很重，要教全部的初中三个年级全部班。每个班级每周有一次连续两个课时的美术课。每一次在上课之前先把上次的作业发回给每位同学，他首先评论上次美术课教学效果，把最优秀的作业展示给全班同学观看，指出这份作业如何地完成他上次教学的效果，表扬这位同学做的好的地方，鼓励了这位同学，指出全班同学的作业与之相比存在的差距。接着把本次的教学主题进行解释，然后布置本次的实践作业，让学生在教学时间结束以前收回学生的作业。学生们必须在老师离开教室以前，交上作业。这位老师要批改全部初中部学生的作业，作业的效果用A＋、A、A－、B＋、B、B－、C＋、C、C－等九个等级进行评分。一般不出现D＋、D、D－的级别。我的成绩均出现在A＋、A、A－、B＋、B的水平。老师给我们的成绩是一个学期每张作业所批分数的总平均值，我的最后总平均约90分。老师的美术课，每次均由一个主题。他要按照教育厅美术教学大纲进行备课与教学。老师的作用体现如下几个方面：讲清美术的立体感原理，如黑白素描人头像，老师就把石膏人头像，放在讲台上，把教室的窗帘布一侧拉开，另一侧闭上，使石膏像的面孔具有阴暗面，让学生利用阴暗显示立体感；美术的几何学原理，美术要反映真是物体的几何尺寸，不能够比例失调；发现和培养同学的优秀灵感。尤其是校园内野外彩色写生课的作业，最体现学生的光线立体感、几何比例远近感、彩色模拟接近感、创造添加意味感。因为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美术老师，都非常了解，老师评出的分数是非常客观地，他记不住所有同学的名字与面孔是那个学生，纯粹从作业角度进行评分的。这位美术老师教了我初中三年的美术课程，我得到他的A＋是不少的。在我的脑子里，我学美术课当作是物理学光学与立体几何学课程的结合。它比音乐要好学些，因为音乐课要唱给别人听，个人演唱时有羞涩感，而画图则是无人干扰下的个人独自操作，评论图画也是图画完成后才评的，无心理干扰。美术与音乐相比，我觉得美术好学。对于美术课程，它为我在高中时学习制图，为我大学毕业后写论文中的制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与马彩云一起过周六下午与周日
周六午后，走读生与离家近的住校生均回自己的家去了。只有我和马彩云两人不回家。因为我回家路太远，来回要走180华里路程，我就不回家了。马彩云的哥哥是在东阳县政府里工作的，他也不回家。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个子很高，他的头要超过了我的头，经济条件有他的哥哥工资支持，要比我条件好些。周六的下午与周日我们两人常在一起，我们很快地交上了朋友。那时我没有胶鞋（那时买一双胶鞋似乎是非常贵的），在天暖和时我都赤脚走路的，不管好天或下雨天，我们总是一起玩或出校门，是没有妨害的。但是到了冬季的下雨天，赤脚就太冷了。我走着湿路时，就把布鞋拿在手上，走完湿路以后，进入室内就穿上布鞋。他看见我如此情况，就向他的哥哥讨了一双大人的旧胶鞋。那时我个子很小，脚也很小，可以连布鞋一起套进这双大人旧胶鞋。如此我们两人不论在好天或下雨天，在周六的下午与周日全天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东阳城。一直到初中毕业前，我们始终是最好的朋友。他的哥哥在1949年以前就是地下中共党员，解放后他的哥哥是东阳县政府里一个职务。在初中毕业时，我们班级中东阳中学推荐他和我报考军校，结果他被录取了。马彩云个子高、身材不胖也不瘦，是一个非常帅的美男子，果然被解放军选中，而把我这个小个子和矮个子淘汰了下来。从此以后我们就分开了，直到57年后在杭州我们见了面的。在初中时马彩云与我共同的生活、关心、互相学习，使我忘记了孤单，我们俩的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那时我们俩带着红领巾，在东阳城的城墙顶上，是我们最要玩的好地方。由于我们少年先锋队要到14周岁才离队的。马彩云的个子很高，他已经超出一般的儿童的高度，他不太愿意再带红领巾了；而我的个子很小，我还乐意带着红领巾与他一起玩。
1951年的马彩云 |
1954年的马彩云 |
1955年的马彩云 |
读初中的时间过的真快
我在读初中各种课程中，除了体育、音乐比较差，只有70分左右，其他的功课成绩都85分以上，很多是90多分的总分。因为我能够集中思想听老师的讲话，听懂老师所讲的道理，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空余下来的时间很多，我就把初中分部图书馆的全部连环图画书看了一遍。我的文化阅读能力很快地达到可以阅读我国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由于前三本打打杀杀的内容，容易看懂。只是红楼梦里很多与勾心斗角、男女感情纠葛的事情，在我的朦胧年龄里，是不能理解看懂以外，另外的三本在初中时，我已经读懂深感有趣。对于写日记、写作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初中毕业文凭的丢失与取回
时间如箭，当我初中毕了业，学校发了我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为了进一步投考高级的学校，我就乘离校还家的路上顺便拍个一个人头照片供报名用。我高高兴兴地拿了毕业文凭，在吴宁镇南街的一个“求精照相馆”，由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师傅给我拍了一个照。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回家心切，拍完照以后，就把毕业文凭丢在了照相馆，自己急急忙忙行走了90华里的回家路程回到了家。回家后突然发现毕业文凭找不着了，回想起一定是落在“求精照相馆”里了。我对爸爸妈妈说，我明天要回东阳县吴宁镇“求精照相馆”找回初中毕业文凭。我的父母非常可怜我和支持我，因为我个子很小，这一天已经走了90华里路，已经非常地累，双脚已经非常地酸痛。休息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又要再走90华里路，还不知道这个文凭是否落在“求精照相馆”，即使落在那儿，照相馆的人是否肯还。我说我必须去，如果丢了它我要到东阳中学要求补发，否则我的进一步升学考试的资格就没有了。我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往回东阳县城赶路，乘着天还没有黑下来，急急忙忙往“求精照相馆”赶去。我一进门那位头发有点花白的中年师傅笑眯眯地走过来，手里拿着我的初中毕业文凭交给了我。他慈祥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今日一定会来取的，我给你好好地收藏着的，这东西是你的爸爸妈妈和你自己九、十年的心血啊！孩子，以后做事要细心点。”我感动地跪在他的面前说：“如果我把这东西丢了，我如何对得起爸爸妈妈和老师呢！”他连忙把我扶了起来，用手抹去我眼框下的眼泪，并说：“好孩子！现在你可以宽宽心心地去吃晚饭去睡觉了！”第三天我又走了90华里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个三天我走了270华里地，相当于在我们东阳中学的大操场的跑道走了540圈（每圈250公尺）的路程。用这张文凭我报考过防空军校和东阳中学高中部（前者因我的身高与体重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后者我被顺利录取了）。
那时的中专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初中毕业后可以先投考高中水平的职业学校。基本上是读4年，获得高中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并参加专业对口的工作。实际上我和马彩云报考的军校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中专）。由于两个原因这种学校可以招收到很好素质的学生：一是它比普通高中先招生，学生为了争取录取的机会，往往踊跃报名，如果录取不到，还可以继续报考普通高中，因此中专可以录取到相当好的生源；二是那时百姓手中经费非常少，四年中专毕业后就有工作，就可以赚钱支持家庭，而读大学需要初中毕业以后，经过7～8年大学毕业后才可赚钱相比，就更具有吸引力，让自己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立即投考中专，因此中专招收的学生素质非常好的（到后来我国教育部作了改变，不许中专先招生，而是普通高中先招生。如此就优秀的学生先进入了高中，而中专是其后招生的。如此就改变了形势，为高中毕业以后的大学招生提供了优秀生源。而现在的形势是初中生与小学生一样多，初中毕业以后，同时招收高中与中专，就完全取决于学生的自愿了。初中毕业以后，大多数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要考高中，高中毕业后再升大学；因而中专就难以录取到与以往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样优秀的学生了）。
初中的全班同学回顾
我们初中的全班同学有52人，在毕业时没有拍下集体照片。在2002年由陈知先、顾富成等同学为首发起，进行了全班同学的50年后的再次聚会。现按照汉语拼音为序罗列我们的52为同学如下：
陈蕙芳（女） 陈亦秋 陈致潭 陈知先 程有龙 杜加龙 杜时化（女） 杜新喜 杜杏仙（女） 杜园光（女） 杜韵仙（女） 杜祖义 葛敦梅 顾富成 顾妙光 何其三 胡加琪 黄永镇 金仙牛（现：金志扬） 金祖生 李有琪 卢子荣 楼尊虎（现：楼东） 楼豪富 骆寿高 卢雨朝 马彩云 马一贞（女） 施海燕 施永德 王成祥 王伟林 王耿表 王人能 韦俊杰 吴厚志 吴黄荣 吴维浩 吴维屏 吴文兰 吴锡球 许朝霞 许咏声 徐晓梅（女） 张希寿 张永生 张友金 朱立仁
不幸已故4人，他们是：卢加海(后名：卢金良) 卢衔瑞 卢英鹏 邢炳禹
该班同学联谊会由陈知先、顾富成等收集资料编写一本全体同学的通讯录与每一位同学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简史。这是贡献给东阳中学的一份极好的档案资料。吴维屏为这本小册子写出如下诗词以纪念：
分享明天拥抱夕阳
——献给东阳中学1954年毕业的初三甲班同学们
晴云拥翠，繁花相随，
侧听着那柔和的风雨竹声，
揣一颗真挚情谊一直烤暖着的心。
带着牵挂中的牵挂，
回到了我们这个“大家”。
相见对望，
也许有因时空掺和的生疏，
那也仅是短暂的一瞬间，
就把50年的两端缩成一点。
一张张那样灿烂笑脸，
一募幕寒窗时生动活泼情景，
一曲曲深凝的纯朴真情，
即刻地呈现在眼前。
微风拂面，阳光明媚，
深怀着那珍贵的抱负梦想，
携着母校心血浇灌的丰厚食粮，
奔向那一望无际的肥土沃壤，
辛勤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上。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会是一路顺畅，
顺利与曲折，
欢快与愁肠，
成功与失败一路相伴，
最终都鲜花捧上，
回头看，无愧于湛蓝的海洋。
我们走过多少地方，
风景最美的还是可爱的家乡：
我们经历过多少历程，
情谊最深的还是当年的小伙和姑娘。
月亮，月亮，高挂在天上，
她知道我们的心想。
金秋岁月，熙熙阳光，
众提一樽陈年的酒。
分享明天，拥抱夕阳。
吴维屏作于2002年10月于东阳
作者与吴维屏在1959年相会于上海（背景上海国际饭店）
（编者按：吴维屏生于1938年于东阳县六石吴良，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该校高三丙班至1957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63年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从事技术工作，1975年到广西柳州，先后在柳州地区农用车厂、无线电总厂任厂长、党委书记。1984年任柳州地区工业局局长，后到地区体改办。1996年6月提前退休。退休后为两个企业决策顾问。吴维屏与本书作者同班共读东阳中学初中与高中，在中学互交好友6年整）。
马一贞的传记及她面对困难的坚强性
由同班同学陈知先、顾富成等同学收集资料，编写出了一本全班同学的小传记中，关于马一贞的200多个字的传记，仔细阅读后，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这字里行间，充满着马一贞如何面对社会对她的不公，给他造成困难的条件下，她做到了一个好姑娘、好医生、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的责任。在此我把这200多个字马一贞小传转抄如下：
马一贞，女，1938年生于怀鲁镇怀鲁。1954年东阳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金华二中高中部，读了一年半后因患肺结核病而休学在家治疗和休养。病愈后于1959年插入巍山中学就读，1961年高中毕业，因先后两年高中体检均不合格（肺部钙化病灶多），而未能参加高考。1969年跟随当地名老中医学习中医一年余，继经卫生局西医培训班学习结业，任本村大队赤脚医生，至1982年转为个体经营的医疗室（诊所），直至今2002年8月结束其历时达三十年的行医生涯。爱人俞俊宇，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在巍山医院工作已退休。有一子一女，子女均事业有成。
这200多个字的传记反映了马一贞高中毕业后，体检部门与体检医生两次给马一贞下了个体检不合格，取消了她参加高考的资格。此时马一贞已完全恢复，是一个健康的姑娘。因肺结核病恢复以后留下疤痕，这疤痕就是钙化灶，它存在于肺部组织中（它如同皮肤受伤恢复以后留下疤痕一样），只有在X光下显示透光度的下降，指示出有疤痕的存在。而此时她的肺结核病已经完全地痊愈，对周围其他人也不具有任何感染性，而且生过一次结核病恢复以后，第二次再生结核病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因为病人相当于种过卡介苗一样，达到具有抗结核病的免疫力。而体检部门和体检医生认为体检不合格，取消了马一贞参加高考的资格。马一贞看见我们其他同班同学都升了学，读上大学，而她在承受疾病与精神压力之下的痛苦，以坚强的性格把肺结核病魔赶走，又继续进入高中学习，最后拿到了高中文凭。拿到高中文凭以后，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考进一所医科大学，今后做一名医生。然而他的梦想被体检部门和体检医生的破灭了。这一打击对于马一贞以及她的家人来说如同是飞来横祸一样。马一贞对于这一打击，采取了逆来忍受，以德报怨的做法，高中毕业后，向老中医学习医术，同时又学习西医，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为广大父老乡亲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了重大贡献。在文革结束以后，对赤脚医生队伍进行改制以后，马一贞开设了具有自己营业执照的私人医务所行医，最后善始善终地告老退休。用其健康强壮的一生来为人民服务，回答了那时体检部门和体检医生对她宣判“体检不合格”的结论是错误的。马一贞自己用自己的医疗技术，成为自己大队里的农民的“白求恩”而留名于人间。她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女的事实，证明了自己是健康强壮的体格。她做到了自己是一个好姑娘、好医生、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马一贞是一个普通女性，在困难前面坚忍不拔，以一生的事实回答了当时医检部门与医生对她的不公，在此应该颂扬她的逆来忍受以德报怨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东阳中学初中三年的接受教育，给我们幼稚的灵魂里打下了如何做人的良好基础，为此才会出现像马一贞如此坚强优秀的品质。
初中的同学：顾富成和胡加琪
我们快要初中毕业了，同学之间一起拍个照片留一个纪念。1954年1月我和顾富成、胡加琪到照相馆拍下这个照片，在我的照相册里，已经珍藏了64年。记得顾富成的同学，个子很小，在打篮球的非常机动灵活，特别是远投，命中率非常高，使得篮球比赛中我们的班级获得了冠军。
顾富成（中）、施永德（右）、胡加琪（左）合影于1954年1月
初中的同学黄永镇、楼尊虎和吴锡球
他们是我的好友，因为我、黄永镇、楼尊虎三人个子最矮小，坐在全班前排左侧的头三位，我们是同桌或邻桌的学友，自然是互相之间说话最多，我们做完功课之余，自然是读有兴趣的小说。我们把“三国演义”中的“龐統”读成“long tong”,把“水浒传”读成“shui xu zhuan”,把其中的“李逵”读成“李達”，进行相互交流“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好玩的内容，我们玩的很开心的。
我记得吴锡球的个子要比我、黄永镇、楼尊虎三人个子高些。吴锡球的家乡在东阳的西南角，我的家乡在正南端。都是要朝南走一段共同的路。我们出了南门以后，我就要朝南方向翻山越岭，吴锡球就要朝西南方向翻山越岭。我走我的马宅区，他走他的画水区。我要走90华里路，他要走70华里的路。
黄永镇（1954） |
楼尊虎（1954） |
吴锡球（1954） |
葛敦梅手臂爆发力极强
葛敦梅同学，对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体育运动比赛中，显示出其极强的手臂爆发力，在同年级与同年龄的男子组比赛中，在投标枪、手榴弹、铅球、铁饼的运动项目中，历次运动会的比赛是全校的冠军。在初中的排球比赛中，只要把排球开过网，由于初中时的学生都是小孩儿，个儿小，手臂细，手指与手掌弹力不足，无力回球过网。我们的葛敦梅开球能力极好，因此对方几乎全回不过来，因此我们班级又赢了年级的排球冠军。如果他投考体校进行专业培养，他可以获得全国和世界某些项目的冠军。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路，而以后走上了文化教育的道路，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初中时，我们班级在体育运动所获得的奖牌，他的贡献是最大的。
与施海燕一起化两天走了180华里的路
施海燕是施伯珠老师的小女儿，我们是同村人。在东阳县城吴宁镇施伯珠老师有几间屋，他们家一年到头他们常住的地方。在远离吴宁镇之南90华里的林甘村是我与施海燕的故乡。论辈份，我要叫施海燕为姑姑，论年龄我要叫她为姐姐。但是我从不这样称呼，在非正式的场合我叫她的家庭小时候的爱称“小妹”，因为她还有过一个姐姐叫“大妹”的（其姐姐因病夭折于青少年期间）。在正式场合我们叫他的名字“施海燕”。施海燕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他们的分别名字是：施世界、施世大、施世同、施为公。可见施伯珠老师在子女取名字上大有学问，“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乃是孙中山的名言，他把这样的豪迈气派分别地取他的儿子的名字，在我们林甘村是的每个村民很容易记住他的儿子们的名字，也觉得非常地有气派。按照辈份我要叫施伯珠的儿子为叔叔的。有一年的春假（即清明节），我们有4天的假期。施海燕要从吴宁镇的家，回林甘村的家去探望其亲友，我们两人自然搭伴同行。在那个时代，我们要靠两条腿来回走这180华里路的，对于我这个男孩来说也是困难的，对于施海燕女孩子来说，就更困难了。况且施海燕住在吴宁镇，平时不回林甘村的（我估计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这么长的路程），还带有探望亲友的礼品，还有离开林甘村时亲友们送给她的礼品。俗语云：“路遥无轻载”。那么她的行李就成为我这个男孩的任务了。我们一共4天假期，一天从东阳出发，起早摸黑地回到林甘村；在林甘村各自度假两天，第4天我们又起早摸黑地回到东阳中学。在这两天的行走过程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为伴，我挑着她的行李一起，两次翻越了又高又陡的小溪岭与南山岭，来回走完那些崎岖的小道。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在那荒山野岭走路的就只有我们两人，如果碰到有人打劫的话，我们两人是没有抵抗力的。不过那时我们那一带山上的土匪已经基本上肃清，因此我们是安全的。阳光把施海燕的面孔晒得通红，走路把她的脚底磨出了血泡，汗水把她的衣服湿透，她那疲倦不堪样子，实在是难以支撑爬上山岭又下山岭。她如此之累时，她想到我还为她挑着行李并陪伴着她，使得她忍着脚底磨出血泡的痛苦和全身的酸累，不得不与我同行。我们走走停停，一边走一边她感谢着我为她挑行李，他说她空着手也走不动了，他说我还要挑着她的行李就更走不动了。我们互相鼓励着，我说我认识路，我已经走过多次了，即使天黑，我也认识路的，我一定会送她至家中，只不过这点路，她要自己走，行李我能够挑着送至她的家中，至于到家的时间只是迟早而已。最后我终于把走的十分疲倦的施海燕以及她的行李送到了施伯珠夫妇家中。当天晚上，我回到我们集体男生宿舍，我一爬上床，就呼呼地大睡了。因为那一天，我也实在太累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施海燕结伴同行的180华里路程。30年以后，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物理学教研室工作时，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他说：“永德。你知道我是谁？”我说：“我如何猜得出你是谁呢？”后来互相介绍以后，才知道是施海燕，我们中学分别以后，她考入苏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在合肥中国科学大学工作，任该大学医院的院长，管理着该大学几千人的医疗、卫生、健康的工作。高中毕业以后，同班同学男生赵更生紧紧地追她，后来他们结了婚，组成了家庭。30年以后的会见时，她的父亲施伯珠老师对我的慈祥和热心的帮助，以及我们共同走完180华里路程的情景，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学兄陈春秋
当我进入东阳中学初中部一年级时，学兄陈春秋知道了我。他比我大5岁，他已经在高三。由于我们是同乡，虽然不是一个村子，他是我的隔壁村的黄桥头村的人。我上学时朝东走500公尺，就是黄桥头村。由于我的个子很小，他当我小弟弟看待。当我们放假回家时，我到家前经过他家的门口。他邀请我进去歇歇脚喝喝茶。很快地他高中毕业了，并考进了大学，后来在北京中央煤炭部工作。文革以后，他来上海看过我一次。
自从他离开东阳中学以后，他的母亲还收留过我一个晚上住宿。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放假回家，我独自一人走路，接近他的黄桥头村时，大约是傍晚7点钟左右，天也没有完全黑下来，我自己估计走回家也看得见路，回家吃晚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走进黄桥头村前的一片树林时乌云密布，天突然地黑了下来，正好是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马上会有一阵暴雨来临时。只有在闪电光时才看的清路和景。此时我孤身一人，非常害怕。我立刻想起赶快到陈春秋家去躲躲雨吧。我凭着闪闪雷电的光，照着忽现忽隐的路，摸到了他的母亲家门（黄桥头村是我们林甘村东边的村庄，相隔约500公尺。该村的北边有座山，叫黄秣坑，我们家有块可以种玉米的地，坐落在那儿，由于我常跟父母去那儿干活，路过该村，因此这些叉叉小路比较熟悉，我顺利地摸到陈春秋的家门口）。一敲他家的门他的母亲把我拉进屋里，哗啦啦的雷阵雨，加上隆隆雷声与闪闪雷电的光，一下子发生了。他妈把我当作自己孩子一样，为我烧洗脚水，热冷菜与冷饭，招呼我洗脚与用餐。我在他妈的三寸金莲小脚跟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回到了家，我父母问我怎么今天这么早回的。我说昨晚上因雷阵雨，在黄桥头学兄陈春秋母亲那儿过夜的。我父母说真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
1951年我（右）与大5岁的师兄陈春秋（左）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