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父亲专程来沪叙述其身世
3父亲的自述
1962年，我已经大学毕业，留校做助教一年多。该年国庆节，父亲来沪把他的身世通过口述让我纪录下。来沪前父亲生过一场病，鼻子出血很多，怕活不长，急于把自己身世说给我听。以下是他所说的身世。
遗腹子加孤儿
我出生于1911年，属于辛亥年。我的父亲（作者的爷爷）在母亲（作者的奶奶）怀孕我的期间，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作者说明：为什么离开家乡，属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无据可查。待父亲长大后也设法打听其下落，但没有获得任何音讯）。我生下后与母亲一起过，至7岁，母亲故世，我是遗腹子加孤儿。虽然有三个姐姐，她们已出嫁，不可能抚养我。哥哥施佛显（作者伯父）已娶了嫂嫂，兄嫂均不能够抚养我。母亲在故世前，请族人作证，进行了分家。我和母亲一起，在三间遗屋中分到一间，从0.9亩遗田中分到0.45亩，从遗产梯地中分到三处梯地（作者在童年时均与父亲一起去这些梯地种过庄稼的：东坞一梯地叠层，在离家很远、很高、很缺水的山脊上；马仰坞一梯地叠层，也在离家很高、很远、很缺水的山脊上；在黄桥头黄秣坑处有两块地，离家更远，土质很差，属于沙土，水源也很差。这些地要有好的收成，一则靠天的风调雨顺。二则靠人的勤劳和科学耕耘）。只有7岁的我，马国火收留了我（他以后是我父亲的岳父，作者的外公）。马国火就把我当作儿子一样养了下来，我就成为他家的一个小帮手。此时马国火夫妇生下了大女儿马菊花，我就经常背着她。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夫妇又生下二女儿马香榧、三女儿马朱论。我就成为他家的大儿子一样的角色，从中我学会了做各种家务和田地里农务。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关心如何经营施氏家族分给我的一份遗产。13岁时，我与马国火商量，自己想回家管好自己家的房屋与田地。我的经历证明一个孤儿要独立成家立业是一条非常艰苦的历程。
被栽赃为“偷树贼”
作为一个遗腹子加孤儿，要创建自己的小家，要独立的生活，我估计不到会有多大的困难。在社会上会有人会把种种的坏名声往我的头上无缘无故地栽扣。一天，我带了简单的工具上田畈去干活。路过一山。同村人施ZT砍倒一棵树，他想背回家。但是他一个人背不动，叫我帮他扛一扛。我想我们是邻居，就给他扛一扛吧。但是这一扛，就为自己惹了祸。因为施ZT是偷砍施氏公山的树。还没有扛出山，就有人喊“抓偷树贼”。我们被抓住了，送到施氏族头处，被认为是“偷树贼”，而且施ZT反咬定我是偷树贼，而他自己不是偷树贼，是我要施ZT来帮帮忙的。由于施ZT比我大3岁，光景略比我好一点，加上他的兄长施SZ有点文化和较多的财产，一口认定我是偷树贼。我的大哥施佛显，此时不敢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我就被认定是“偷树贼”了。把我扒光衣服游街、强迫出钱买下酒菜给族氏头面人物吃饭作为赔罪。这种栽赃的侮辱我怎么受得了。但是我没有自杀，我要活下来。我去向马国火请教，应该如何对付这一局面。马国火出了注意，叫我穿上最新的衣服，面对公众，说出事实真相，大骂施ZT的恶劣栽赃行为，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迟”，然后愤愤离开家乡。
做篾徒时学点武功
我在马国火的介绍下，到了一个远远的山村一位做篾师傅那儿当学徒。做学徒就是混一口饭吃，工钱是没有的。不过我是无牵挂的人，并已经长大。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学点篾工技术，也有好处。我在篾工师傅那儿，学到的篾工技术并不多，原因是我要做很多师傅家很多非篾工的家务活，如劈柴烧火带小孩；二则我自己也不想这一辈子吃篾工技术这碗饭，想经营自己的土地，像马国火那样管好自己的家，做到丰衣足食。篾师傅那个村庄有罗汉队，请拳师指教如何练功夫。我觉得学一点武功来保护自己，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就努力地学了一点武功。我学练的是棍棒，我在拳师的指导下，知道一点如何做到眼明手快的要领。与拳师相比，技术相差很大，但对付没有学过武功的人，我的技术已可抵挡。我既不想做篾匠，也不想今后做拳师，隔一年有余，我离开了篾匠师傅与拳师，决心回家经营自己的家庭的田地，做到自己通过种田地，养活自己，为今后立业作好准备。另一原因是，虽然我有一份自己的田地，如果不去亲自经营，这田地就被荒芜。为此我决心回林甘村，经营好自己的家业。此时我已经有15岁了，我人也长高了，我穿着自己的新长衫，像个大人样地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洗白被栽赃为“偷树贼”的污名
首先我必须洗白栽赃为“偷树贼”的污名。林甘村是在岭上岗上造房建屋的，因此一个院子可以根据地势砌成几个叠层。我们的院子是两个叠层，高层有五间朝南排开，下层与高层相隔约有两米高之差，底层分别立着东西两排房，中间是天井，天井南面有围墙与大门口。天井与高层地面间有两米高，从天井走上高层地面有十个台阶的通路。有一天我一边在天井里用锄头整理自家门前的垃圾，一边有意识地骂施ZT是如何自己偷树，他自己背不动，叫我帮忙扛，被别人发现以后，栽赃给我是“偷树贼”，自己做贼不敢承认，往我头上栽污名，做见不得人的恶事。整个院子里的人，听见我的骂声，几乎临近的村友都出来观看。其实几乎全部的村友都不相信我会偷树，因为我那时只有十三岁，个子很小，根本没有力量砍倒和背起这棵树的能力，完全是施ZT和他的哥哥栽赃的结果。此时施ZT看见这么多的村民来听我的大声说话，并把事实真相告诉这么多的人听，把自己偷树和陷害我的丑事揭露出来，心头耐不住自己的难受，就手里拿着一个长约有1.5米、粗有15公分的竹棍在高层地面上朝我头上砸了下来。然而，这对于我来说，我并不害怕，因为我有点功夫，眼明手快地双手提起锄头柄往上一挡，竹棒已经飞了出去。我再锄头往地下一顶，脚在上高层的台阶一跳，人带锄头已经跃上了高层。我清醒地举起锄头可以把这个栽赃我为偷树贼施ZT打下去不死也伤。然而我没有如此轻率地伤人，因为打死人与打伤人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没有乘快下手，周围的观众也立即来阻挡我，有几个村友出来拉住我的手；同时此时施ZT想溜走，然而一些人围住不让他走。这毕竟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劝我不要下手的村友说，错误在于施ZT，他不应该如此恶意砸人，希望我手下留情，该饶人处且饶人。另一边围住施ZT也说，这是你的不对，有话可以说出来，用不着如此暗害他人，如果对方没有点功夫，今日不死也伤，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此几乎所有临近的林甘村的人都围了过来。不久马国火闻讯也赶到。马国火也发表了意见，认为我他是义父，今日之事应该说个明白，他今晚准备酒菜，请乡邻们吃个便饭，判个是非。于是马国火夫妇准备了点酒菜，在该院子的堂屋里摆下桌子，请施氏族领和有关人士吃饭评理，也请两个当事人各自说明理由。在这种场合之下，施ZT不得不承认自己今日主动用竹棍伤人未遂的事实作了承认，同时对以往自己偷树栽赃于我的事实作了承认，并有人作了笔录，众人以及施ZT自己作了签字画押，并赔偿当年我为此事出经费招待族人的费用。我当时表示，这笔赔偿费用请义父马国火转给施氏族人供今后公益所用，作为个人时隔这么几年，只需洗清我的冤情即可。通过这一事件，大大地伸张了我的正义，洗白了我的冤情。此后施ZT及其哥哥再也抬不起头来，我的亲哥施佛显也看见我的长大成人，还有马国火的支持，也把分给我的田地还给了我，我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农田经营，同时也与义父马国火更为亲密，我既为马国火做助手，并向他学习务农经验；也为自己的田地种庄稼，开始独立地自己养活自己。
“山玉米四兄弟”
随着我可以通过劳动而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我已经进入二十多岁。我希望多交结朋友，通过丛马国火学到的修地球种田地的经验，多获得农业好收成。不久我交上了3个朋友，他们是施绍抄（年纪最大）、施绍地（年纪次之）、我的年龄排行老三、施绍砍（年纪排第四）。我们结拜为四兄弟（人家称我们为“山玉米四兄弟”，因为我们事后种山玉米获得大丰收出了名）。我们4人认为去租遥远的荒山是最便宜的。我们就租了来龙山北麓的荒山野岭，地名叫“龙颈尖”的地方，它属于永康县地界的山。来龙山是一座分界东阳和永康两县的山脉段，其南麓属于东阳县地界，而北麓属于永康县地界。向永康山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租到了一大片荒山野岭，并开始开垦。这山很高，积雪可以到来春三、四月才基本熔化。我们四人在早冬开始开垦荒山。我把马国火开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如开出的石头尽量有计划地排成一条横线，为今后作磡头用；把柴草与它们的根堆在一边，晒干以后，挑回家当柴烧火用。由于该山非常高，一般人爬上有困难，更何况我们要沿南麓爬上山，还要从山顶爬下北麓，还要在北麓干一天的活，而且要把柴草和柴根挑回家，那是非常累的。由于我们四人身强力壮，我们四人都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皮，累了就休息一下，吃些自己带的玉米饼和水，一直干到太阳快落山，回到家中都已经点灯。我们坚持天天干活，在下雪冰冻以前，就已经开垦了相当大的一片区域。第二年，春雪一化，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有泥土较丰厚之处种下山玉米种子，我们四兄弟也经常轮流上山除草。第一年的开垦土地非常肥沃，并碰上个风调雨顺年，获得了头一年的山玉米大丰收。我们分配方法是，按照四人各自的担数，每天各人一担，收获完全部玉米棒为止。我作为一个男人，楼上楼下处处堆满了玉米棒。这一大丰收惊动了临近各村，我们四人就成为著名的“山玉米四兄弟”。而且我们连续三年获得较好的收成。收获的玉米棒成山似的堆在我的底楼与二楼，这时候我的结拜兄弟也为我娶媳妇的事到处寻找合适对象。我自己也感到通过劳动，能够养活自己的媳妇以及今后生下小辈的家庭，也确实感到需要有一个“内家”为我收拾玉米、养猪、烧饭了，管理家庭的内事。
娶媳生子
首先想到的是马国火的大小姐马菊花。我们本来就认识，又是青梅竹马，我的种田地技术是由马国火培养出来的。很快地马国火许下这门亲事，按照规定送聘礼，选择婚期，抬轿子，拜天地，与马菊花成了亲。我们的生活过的还不错。妻子很快怀了孕，不久先后生了个儿子。
逃壮丁
妻子生下了大儿子约两岁，二儿子还在妻子肚子里，困难的日子又接着来了。我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是被抽的壮丁，为此我逃离了林甘村。在此期间我的妻子和马国火的一家也就遭受到极大地困苦。因为逃得了“和尚”，也是逃不了“庙”的。我离开林甘村，我的妻子还在，乡政府的乡丁持着枪，来到了我家。我的妻子只好带着孩子逃到父母马国火的家，乡丁们就追到马国火家要人、要用餐招待、要给费用。我自己也逃到外地，为一所中学做一个挑水工。一天要从相当距离池塘挑几百担的水，给教师学生使用。由于营养不足，双脚整日泡在水或湿鞋中，加上劳动相度过大，营养不良，我浑身浮肿，几乎丧命。我把情况写信中寄回，马国火一看，决定卖掉仅有一些田和地，也要为我赎出这个壮丁，不能够让自己的女儿活守寡。在马国火帮助下，他卖掉些田地，我才带着严重的疾病，终于捡回自己这条命回了家。在妻子和马国火夫妇的照顾下，我的身体与精神渐渐恢复，逐步还原为具有劳动能力的男子，我再一次担负起整个家庭养家糊口的责任。
种植多种经济作物
由于我“逃壮丁”离开林甘村，我们“山玉米四兄弟”的租山事，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天气，加上没有好好管理山地，所开垦的山地的可种植泥土几乎被几年的雨水冲走，留下的是石头和贫脊的泥土。我们合计改种经济作物“桐子树”（桐子树，林甘人称之为“杏桐”, 其果子晒干后可以扎出桐油，而桐油是重要的军、工、农用物，可卖出好价钱。所以林甘人也叫我们是“杏桐四兄弟”）。当年我们根据山的地质、以及市场趋势，我们把大片山地改种“桐子树”，几年以后就长成大树，结出桐子，打出桐油，卖得好价格，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我在种植自家田地获得粮食以外，我开始种柿子树，学会了对柿子树的嫁接，嫁接后如何长出又大又甜的柿子果，这也可以卖到好价钱。还有我开始研究如何种中药材，如芍药、玄胡索、白术、贝母、玄参、半夏等中药材，也能够卖的好价钱。加上妻子养猪，把猪的两只后腿腌成火腿，出卖，也买个好价钱。再加上我自己种棉花，由妻子纺成棉纱，织成布，做成被褥与衣服，几年以后我们基本上过上温饱生活。
因日本侵入举家逃进深山
在抗日战争期，东阳、横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根据乡政府和村政府的通知，为了安全起见，我带大儿子、二儿子逃进了深山，在山坳里住了些日子。妻子为了家中的猪的饲养，只好守着家。由于林甘村属于东阳、永康、磐安、缙云四县交界的山区，地形复杂，日本人对于这个地区不敢随便进入，因此我们的村庄未曾被日本人占领过。我与两个年幼儿子（作者及其弟弟），在一无所有的深山里，吃睡物质条件也没有，又怕山蛇野兽侵犯，等待着乡政府和村政府的再次确保安全的通知后，撤回村中。
家屋遭火烧
经过我的努力，我们家过着一段温饱的日子，但是家屋遭火烧的事件又发生了，使我们过上非常艰苦难熬的生活。那年，我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为仙翠。为了多赚点钱养活家人，在冬季里农活闲空时，出门到城里去打工赚点钱。这几天已经接近阴历的年末，我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从遥远的城市打工回家，准备欢欢喜喜与妻子马菊花、儿子施永德、施祖康、女儿施仙翠过年。我这沉重的担子，其实是城里人扔掉的破烂，我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带回家准备分类清理，搞干净以后可以有用场。这担子我已经经历了步行、乘上火车到义乌站下车，然后步行挑着回家，需要挑这副担子行走130华里路。当我把担子挑到胡公庙（现在的“三联镇”镇，离家还有15华里）时，听说林甘村在这一天发生了火灾，把一些人家烧了。我真担心着自己家是不是被烧了，我多么希望自己家平安无事。当我把担子挑过大路村时，一位从林甘村过来的居民告诉我，我家已经被烧成一片瓦砾了。我顿时情绪混乱，再也无力挑担子这副担子再行走了。我用净力气挑到陈桥头路边的一户人家（他的儿子叫陈玉琦，后来与作者是东阳中学的同学，是作者学兄，年龄要比作者大三岁，当作者每次上或回东阳中学经过陈玉琦家门口时，陈玉琦的父亲总是滔滔不绝地回顾起那天的悲惨情景）。那天我只好把担子寄托在陈家。空着手有气无力地走回林甘村。当我看见一片通通红的瓦砾时，我不想活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老天给我的命运如此的倒霉，为什么我刚刚支撑起来可以吃饱穿暖的家一下子被大火烧的一无所有，我还是跳进火堆里烧死我自己算了吧！我自己疯了！
这场火灾发生的经过
原来这场火灾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林甘村有一个名为施SQ家的女儿要出嫁，出嫁起轿前要办喜酒。办的地方就在我的房屋边的堂屋里。所谓堂屋就是一间普通的屋，坐落在我们院子的正中朝南的位置。这间屋就是有堂屋两侧居住者共建的。我住在这间堂屋的东边，其西边是施章义的家。这间堂屋是由我与施章义的上代造的。该堂屋的二楼的东边一半归我所用，西边一半归施章义家所用。而楼下归林甘村“月常”施氏各家公用（所谓月常，就是林甘村最早四个男子的一个，这四个男子分别地按照年龄的次序命名为“日月乾坤”四个“详”）。由于这个堂屋是“月详人”共用的，因此“月详人”办喜事（或丧事）都可以随意去用。施SQ的女儿要出嫁，就在这堂屋里摆酒席。为了不让自己大儿子和二儿子看见别人吃喝嘴馋，我的妻子就把两个儿子送到自己婆家去，自己把一岁的女儿背在背上到田地里干活去了。婚宴的喜酒进行了一些程序以后，施SQ的女儿要进轿抬出村前，此时鞭炮炮仗声响彻了一阵子，其中一枚炮仗穿入我家楼上的窗口，楼上正好堆着柴，柴着了火。此时他们并没有进行救火，而把施SQ家的女儿送进了轿子，在嘀嘀嗒嗒的喇叭声中，抬出了村（作者按：在这个社会里，此时还是灭火重要，还是抬轿子出嫁重要，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想法是不同的。此时其实有人只需冲进二楼，将刚刚点起的柴，扔出到天井里，火就可以灭了。然而那些吃喜酒的人们不是这样想，而是要把新娘子送进轿子，并且把轿子抬出村庄，把堂屋里的剩菜剩饭桌子椅子盆子搬走就完事了，至于这些人家被火烧精光一无所有，与他们的办喜事造成的孽是无关的。而且即使是邻居，也有不同的想法，而是考虑如何使自己家不要被烧着，因此建议把已烧和还没有烧着的邻屋的瓦顶砸碎，让火焰朝天上冲，使之不让火焰横冲蔓延涉及周围房屋）。然而不幸的是我家、施章义、施金海、施祖考、施章天等家庭都被烧了。当我妻子在田地里看见家中起火时，背着女儿回家救火时（她在慌忙中没有放下女儿在安全地方，而仍然背在背上，冲进二楼，抢出一顶蚊帐，恰好此时一个火球落在女儿的头颈上，我的妻子和我的幼女为了这个家庭和这顶帐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又连累了一岁的女儿施仙翠，她后来被夭折，与此伤害密切相关的）。我家损失最为严重，因为我家首先起火，家中无人抢救，除了一顶帐子被妻子抢出以外，全部烧光为一无所有（其他四户人家还抢出一些财物），我家连两个母鸡还在笼子里没有放出，被活活地烧死在笼子里（其实我家的家境当时已经可以养家糊口了，因为从火堆中耙出的玉米粒子和稻谷灰碳不少，足够提供我家5口的粮食。然而这些玉米粒子和稻谷均成为灰碳。而这些丛火堆中挖出的玉米粒子和稻谷灰碳将成为我家庭这个春天的主食。都已经烧成灰碳的粮食是没有营养价值的，然而我这个家庭要吃连猪狗都不愿吃的这些东西）。此时我面对熊熊烈火的瓦砾，自己发疯了。我唯一的依靠只有我的丈人马国火家。此时我的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马国火家中了。林甘村人此时把发疯的我交到了马国火家。这一年的大年与春节，我的一家五口，就在马国火家里吃着。过了一个月以后，我的好友施家喜和施世富约我出来，劝导我应该如何改善我自己的发疯情景。他们指出，大丈夫遇到困难首先要端正思想，不能够坐吃丈人的粮食，要离开丈人家，要自力更生重建自己的家庭，有困难可以与朋友们多商量。我渐渐地从疯魂中清醒过来，再开始制定重建这个家庭的计划。
住进施氏祠堂的一角
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是我的丈人与丈母（马国火夫妇），我们全家5口，在他家吃住了约一个月后。我在朋友的劝说下，我渐渐地从疯魂中清醒了过来，首先我决定离开丈人家，要独立地克服困难，重建家园，而不能长期地依赖丈人家。经过施氏族头的允许，我们在施氏祠堂的一个角落住了下来（同时另4个被火烧的人家，也在施氏祠堂某个角落地方住下，并同意在祠堂边的一间空屋里头，每户可以砌一个简易灶头供暂时烧饭用。由于每个灶头没有烟囱，因此五家灶头烧饭时，整个屋是烟雾腾腾，大家被烟熏得满脸是眼泪鼻涕。为了活下去，这五个家庭是同病相怜，天天在咒骂着那场婚宴出嫁起轿的场面给我们五家带来的苦难。这间屋由此得名为“火屋”。由于这个祠堂也是施、马兩姓的村校，其大厅用屏风隔开作为学生的教室，我的两个儿子逐步地随着年龄的长大，在这个村校里读书。我们在这个祠堂里，约住了4年，直至新屋造好才搬了出来的）。丈人家给了我们一床棉被和席子，可供我们一家五口睡觉，还给了我们一些可穿的衣服。我们的床就是长凳上铺木板，木板上铺稻草，稻草上铺席子，我们5口睡一个床。妻子从火堆中抢出的帐子，这是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祠堂里蚊子很多，有了这顶帐子，蚊子就咬不到我们了。我的好朋友施绍抄、施绍地、施绍磡，施家喜、施世富把家里认为多余的、可以支持的物件，送给我们用。当我实在家中无粮食时，我到过地主家去借，但是粮食是借不到的，因他们估计我们家熬不过这个春天，要饥饿而夭折，借出去的粮食再高的利息也收不回来的。而自己穷人朋友可不同，他们肯借，他们知道只要到熬到夏收与秋收，我就有粮食可归还，因为他们知道我在种田的技能上是可以的，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终于活了下来。
活下来最重要
我们的粮食已经全部烧光，一家五口天天要吃，不吃就必然饿死。丈人家总是最大的恩施者。我首先向丈人要求给种子，包括黄豆、谷、玉米、土豆、山芋种子，及时在自己的田地种下以上的种子。我只要熬到麦熟，我全家的生命就会有了保证。而在麦熟之前，必须及时种下以上的种子，并渡过这个“没吃”的难关。我通过以下途径加以解决：（1）从火堆中挖出的谷与玉米粒中检出碳化不全的颗粒，做成黑黑的火烧饭和火烧饼用来全家吃（我们大家叫之为“火烧饭”与“火烧饼”，由于其成分大部分是碳，在消化道里，结成硬硬的碳块，当时是人人便闭，大便拉不出，同时各种营养缺乏的病症都出现）；（2）从蕨类植物（当地叫“山衣壳”）的根中提出可食用的淀粉；（3）从树叶中提出植物蛋白；（4）在田地里种着的青菜与胡萝卜当饭吃；（5）种下土豆与山芋种子，只需一、二个月后就会有新土豆与新山芋在泥土里，可以边长边挖边吃；（6）向自己的知心朋友借粮食，他们知道我是种田能手，到夏收和秋收后还得出的。但是我没有向有地主人家借到任何粮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家在这个春荒里，必然会饿死的，我们是还不出的所借粮食的。他们想不到当我们全家熬到了麦熟后，开始吃到饱饱的第一顿面食时，我知道今后我们不会饿死了。因为麦熟以后，稻子接着成熟，就可以吃上米饭了。接着玉米又成熟，就可以吃玉米饼与玉米羹了；到了秋季芋艿、山芋、萝卜、胡萝卜吃不完了。第一年我们解决了“吃”的问题。但是不幸的小女儿仙翠，因为颈部烧伤感染，加上春季里营养不足，又患上其他疾病，最后夭折了。我们五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我们全家、丈人一家为她的失去，悲痛不已，仅仅两岁的她，因为这一场火灾付出了生命。她的尸体没有棺材安葬，她也没有坟墓，我们不忍心地，把她送进了“千深坑”（作者按：所谓的“千深坑”，是林甘村的一间在坟山中的小屋，屋内挖着一个深深的大坑，屋的外墙只有一个窗口，老百姓可以把自己死去的孩子尸体，从这个窗口扔了进去。尸体就在里面腐烂的。也有蛇、野生动物爬进去吃人尸体的腐肉。这儿树木高大，杂草丛生，地上积堆着落叶枯枝，老百姓虽然需要检落叶树枝作为烧火的燃料，但是这儿从来没有人敢去。因为这儿据说阴魂鬼神出没集中之处，每一年不知道多少不幸死去的孩子的尸体，被他们自己的亲人凄凉地扔进了这个“千深坑”，他们的魂与鬼，就在这个“千深坑”里。在作者的记忆里，作者出麻疹的一年，就有3个孩子死于麻疹，被扔进去的。他们是村西头马正彬一家的三个男孩子。因为此次麻疹从村西开始传入林甘村的，一般情况下，最先感染的病原为最凶顽的；我们家在村东，病原传到村东时，其毒性有所下降，同时孩子们的抵抗能力有所增强，因此作者与其弟弟存了活下来。解放以后，这个“千深坑”已经被撤销埋掉，原因是：一、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化与人道主义；二、全村的孩子们已经能够健康地生活与成长，幼儿与儿童死亡率已经明显地下降；三、随着时间与历史的迁移，希望人们忘记过去悲惨的记忆，以风景美丽的林甘村绿化，淹没这个“千深坑”的悲惨记忆，本书作者不愿意说出这具体位子，让林甘村每一块土地属于美丽健康之土）。
“火灾后”的重建
由于在“火灾后”第一年，我们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能够活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一年我们全家都很瘦很黑，患上各种各样与营养不足的疾病。如大儿子的“睾丸皮肤腐烂”（编者按：医学上称为“绣球风”，由于缺少维生素B引起），而且失去幼女。第二年起，我必须注意要全家基本吃饱，穿暖，有充足的睡眠。第三年起。我开始重造房子的毛胚。第四年，我要把房屋做适当的装修，离开祠堂搬入新房。为了实现这个四年计划，我首先必须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要从“疯魂”中走了出来，在脑子里建立起“新魂”。我的“新魂”的来源是：（1）丈人的恩情：他把大女儿嫁给我，并为我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虽然女儿夭折，也是丈人家的骨肉），有这份恩情，我必须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关心好；（2）我的结拜“山玉米兄弟”恩情，我们四兄弟一路开山走过来的友谊与互相鼓励与关心；（3）新结交施家喜与施世富朋友，对我的鼓励与支持；（4）村校教师陈山景先生对我的文化与精神的灌注。以上是我的精神上的四大支柱的来源。在十分困难情况下我还是送大儿子上村校读书（作者按：在该村校中教书先生是来自永康县后岗头村的陈山景，他根据这次火灾的情况，他慎重地教导该村的学生们说：“你们的家不幸地可以被火烧掉，也可以被洪水冲走，但是你们如果把知识学在脑子里，只要你们还活着，脑子里的知识火烧不掉的，洪水也冲不走的。照样可以运用你们脑子里的知识活下去！”这一席话永远地扎根在其中一个仅仅七岁学生施永德的脑子里，这个人就是施世听的大儿子，也就是本书的作者。在陈山景先生的启蒙教育下，这火烧后的悲惨使得他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他读完他教导的初小四年，然后进入大路小学读高小二年，然后考入入东阳中学读完初、高中各三年，然后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在他已经近80岁了。回忆起在林甘村陈山景带教的学习期间，陈山景先生曾经带领过他参加过大路地区三沅乡校的数学比赛，并为林甘村校获得名次与奖证。他在大路小学里在全校小学中成绩属于前第一、二名。1951年该小学派四位同龄人报考东阳中学时【这是一所在东阳最优秀的中学，也是全省全国优秀的中学之一】，只有他被录取的该校。可见这火烧事件以及陈山景先生的启蒙教育在这个孩子的脑子里打下的深刻烙印）。陈山景老师，不仅对我的儿子的教育十分关心，而且还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教育。因为其中在他所教语文课中，有一课是关于武训的故事。这是一个快板书，七个字一句，大约有1000多字的快板词。内容是说武训是一个乞丐，武训募捐了不少经费，在广大的农村，办了多个小学，而他自己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陈山景老师叫我去，指导我唱这个快板书，给在校学生和村友听，他其实是教育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要有理想，不要忘记学习，要重视对子女和自己的教育。在那个年代里，林甘村是一个非常偏僻山村，它不仅给孩子们上课，他也给村民讲课。他说大家知道什么是“电”吗？他说“电”一通，就不需要点油灯了，可以让黑夜变成与白天一样亮的；他说“电”一通，烧饭用不着柴火，饭就煮熟了；他说“电”一通，千里以外的说话，可以听得见；他说“电”一通，千里以外的人和景象可以看到；他说“电”一通，耕地不用牛，机器会耕田。这个村庄，他是唯一的先生，他不讲诗书五经，他讲白话文、自然、历史、地理深受林甘村孩子们和村民们的爱戴。解放以后受过他教育的大人均成为村庄的有用人才，都是受过他教育的孩子，不少考进初中、高中、大学。在陈山景先生的教育下，使我离开了“疯魂”，建立起“新魂”：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恢复家园、关心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架梁造新房
我们五个被烧的房户是施金海、施章义、堂屋间、施世听、施祖考、施章天（自西至东排列共六间）。重新造屋既需要统一行动，也需要选定王道吉日。根据习俗上梁日，要贴挂吉利的红纸对联与横批，同时也要放炮仗。我家的对联请了陈山景先生写出的是：火海锻造钢铁心，刀山难移金刚魂。横幅是：顺天适地。我们对于放炮仗产生了异议。一种意见时，我们的房屋是因放炮仗而被烧的，炮仗是个祸害，不能提倡放；另一种意见是，放炮仗是习俗，人言可畏，不能不放。最后是搞一个折中意见，到远处安全地方，只放两个。一则尊重习俗放两个，二则谴责因为施SQ女儿出嫁放炮仗祸害我们五家至放两个，在远处放。由于我们五家经费与准备情况不一，在选定王道吉日这一天，经费与准备充分的户可以上几根梁，否则至少上一对柱子、一根檩、一根梁，以示重建新房从这一天开始的。由于我的经费与准备最差，我仅仅每间上一对柱子、一根檩、一根梁。上好梁以后贴上对联与横批，意味着我的造新屋计划开始了。我筹划着在两年之内，要造好半个堂屋间与自己的一个全间。此时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此时想的是：一切东西烧掉可以重新创造出来，包括房屋、家俱、粮食，但是我的家传下的一大堆古书被烧掉精光，我再也创造不出来了。这些古书是上代留下来重要资料，我是要留给儿子阅读的。其中还有一套非常全康熙字典，现在我什么古书也没有了。由此说明我的父亲及其上辈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回忆我父亲在我母亲怀孕我时出走，可能是与政治有关，与辛亥革命有关。
造鲁班式的木结构房
我们五家的联合造房，造的是鲁班式的老式二层木质结构房屋。可以有图纸，也可以没有图纸，造房的格式是在师傅的脑子里。多少根柱子，是根据原先的柱墩子，柱墩子是石头的，火烧不掉的。我家的这间屋是10根柱子，左边5根，右边5根，分别在10个柱墩子原位上。柱之间由檩与梁连接而成的一个多柱子的大木架子。连接处的榫头与榫孔是预先周密设计做成的。一般外墙与木架子可以分开，即使墙倒了，房架子仍旧不会倒下。即使有微弱的地震，整个房架子不会倒下的。在那时，偏僻的乡村，还不知道有钢筋水泥混泥土的知识，所有房子土木工程结构。砖与瓦的毛胚是我们自己做的，烧砖瓦的窑也是我们自己建的，烧砖瓦的柴也是自己砍的，烧窑也是师傅指导下自己烧的。造房子时砖与砖之间的粘合，用的是粘土加石灰。造房子的木工师傅是极有经验的，他们对每根木头预先提出了要求。我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或金钱与山主购买树木。树木是长在山主的山上，需要自己与结拜兄弟与朋友交换人工的代价，砍下后扛回家的。每一根木头经过师傅的检验是否合格，量出尺寸，计划可以派什么用场。在充分的木质材料具备以后，化一年时间，木工师傅终于把新房框架搭了成功。然后，屋顶的檩上钉上椽，椽上钉上苫背板，苫背板上铺上瓦，屋脊用瓦层层压住。如此新房屋的毛胚终于在火灾后第三年落成。然后又化一年时间砌好外墙与内墙，并做好导向二楼的楼梯，与门面的窗与门。第四年我们全家，离开祠堂，住进自己亲手建造的新家。实现了我的四年计划。此时，我们在堂屋请来我们的亲朋好友，包括丈人、丈母、村校先生陈山景老师、我的山玉米兄弟、我的好友施家喜和施世富，来庆祝我们有了新家。从此以后我们的新家也是他们经常来说话的地方。这一间半的新屋的建造经验及其苦难历史，对我是永生难忘的，并今后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此以后我们又开始过上平常的生活。然而一想起我的小女儿的夭折，我就忍不住地要流泪，是我们没有把她抚养长大成人。虽然身边有老婆和两个儿子，基本上还算能够生存了下来，这个家庭还算可以，但是一想起小女儿，我们把她的尸体扔进“千深坑”的情景，我就认为是我的沉重的罪孽。
天干旱佃农吃耳光：忍
地主的田地太多，要租给我们佃农种。一般情况下我们佃农也愿意。因为我们佃农有劳力，种一块田地双方分成，在风调雨顺的气候下，佃户与地主可以达成与遵守协议的。但是在干旱与洪涝情况下，双方难以维持。有一年的夏季，我们地区几个月不下雨，连我们人的用水都困难，致使黄豆作物枯黄无结果。我租的地几乎无收成。我估计到对地主无法交代。我把地主、租地契约中间人找来，到现场并当场把收起黄豆杆进行展示该年的黄豆因为干旱几乎颗粒无收的情景。我作为佃户说，今年因为夏旱，几乎黄豆颗粒无收，作为佃户下种、施肥等付出，地主方就把全部豆秆子拿走，我佃户也没有意见，因为这是天灾，是这个地区的不幸。但是地主方毫不讲理地打了几下我的耳光。地主打了耳光以后，我说：“地主啊，你耳光打够没有！你这地我无法再种了！地里豆陇间长出的玉米苗我也不要了！至于这些含豆荚的秆子全部收成请中间人向族头汇报评理作如何处理的决定吧！我与你的租约就此了结了！你的耳光我吃了！不过我没有作任何的还手！”这场吵架，经过族头的调解，认为地主方是缺理的，因为这是天灾，双方应该理解，佃户方长期地付出劳动、下种、锄草、施肥没有得到任何收获，地主方不仅不理解，反而打耳光，这完全是缺理于佃户的，因此同意佃户退租。这事件是全村人都是知道的，是发生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其实我是有功夫的人，我如果还手的话，完全可以把对方打个屁滚尿流，但是我忍着，因为这与我家的房屋被火烧得精光相比，这点侮辱与肉体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我的忍获得了社会舆论上的支持。我自己体会到该忍之处应该忍。
共产党进了村
直到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地区以后，土地改革工作队进了村，要动员我们贫下中农诉说地主给贫下中农所产生的压迫与剥削的事，工作队动员我把这个被打耳光事情的经过在这个地主和全村的村民的面前诉说一遍。我开始时不肯说，因为被打几个耳光的小事，我能够忍，因为我是有功夫的男子汉，如果我还手，我的还手可以比地主打我耳光的程度更狠，因为我的功夫是在关键时刻防备自己生命危险用的。地主打了我的耳光，这对于我的生命安全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小事不忍则乱了大事”，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会给我的妻子、儿子、朋友带来巨大的麻烦。因此我当时忍下这个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的侮辱，这是我当时冷静采取的做法。因为在古戏中有“韩信钻胯下”之辱的一幕，而韩信以后却当了威风的“大将军”。我假如凭我的性子冒冒失失地还手的话，我将会在那个国民党统治时代大吃眼前亏。而这点耻辱与我青少年时被栽赃为“偷树贼”，与我的家庭被一个炮仗点起的火灾烧的精光，与之相比是“芝麻”与“西瓜”的情景，因此我不愿意诉这点苦。工作队大多从东北、山东过来的，大多数是男的，其中也有女的。女的工作队员特别亲，她们年纪很轻，都有文化，讲话细声细气，大叔大伯叫个不停。她们串家访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这给本村的男女村民具有很大的影响，对妇女地位的提高与作用，起到榜样作用。在工作队员影响下，后来我答应诉这个苦，但我向工作队表明，我家虽很穷，但我不愿意分到从地主家没收出来任何田地、房屋、财产。工作队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总是分进东西越多越好。我告诉工作队说，我与我的妻子正当壮年，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做到丰衣足食的；我的儿子还年少，我要教育他们将来如何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丰衣足食。其实工作队是在搞调查研究，物色什么人可以担任这个村的主要干部。他们也了解到我的历史，准备培养我为该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因自己无文化与无领导能力为由而坚决拒绝，并推荐了其他人去做干部。但是工作队和村民知道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个好把手，他们希望我出来领导该村的农业生产，使每家获得丰收，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并从丰收的粮食中，交出公粮支持政府所用，并稳定解放后的形势。为此我在农民协会中当任一个委员的角色，负责农业生产，我把自己历年向丈人学习的务农经验，以及自己亲手体会的多种经验，尽量地介绍给全村农友，建议如何发展各种农业生产。1950～1951年我们全村连续两年农业获得大丰收，我们号召广大村民拿最好的粮食，以浩浩荡荡挑担队伍，挑着公粮交给了共产党新区政府，新区政府的粮仓设在离村15华里的千祥镇的后马村，我们交的公粮足足地堆入新政府的粮仓，使共产党刚刚打下的天下的得到稳定发展，从经济上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上劳动模范
根据我解放后在农业上的积极支持村民发展生产，又根据我解放前在该村开垦荒山获得丰收的历史，全体村民和土改工作队拥护我是该村的首届“县劳动模范”，派我出席东阳县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我们受到县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听他们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报告，与他们同桌吃饭和互相敬酒。他们鼓励我们会议结束以后，回村组织互助组，争取年年获得丰收。在东阳县的劳动模范大会上，有一位妇女劳动模范叫华银凤，她一个人成功地养100多头肥猪，为东阳县的猪肉供应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被选为全省、全国的劳动模范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大会，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她的事迹在东阳县广泛地传播着。我们在东阳县的劳动模范大会结束后就回村，组织互助组，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1950年在我的领导下，我们村庄获得农业上的大丰收，按规定我们要交公粮。我带领着全村村民挑最好的谷子，从林甘村出发，用肩膀挑着沉重谷子的担子，以浩浩荡荡队伍，送公粮到15华里远的区政府的收购粮处（千祥镇后马村），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请政府有关人员验收、过磅、记录在册。我以实际行动对支持了共产党新政府和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匹夫有责”的作用。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上涨，纸币在我们乡下是根本不相信的，因此我们到市场是背着大米，购买任何东西是以大米的斤两论价成交的。因此在解放初谷子与大米是军队、政府、人民之间物质交换的“货币”。因此我们将谷子作为农业税按质按量上交公粮，是以实际行动对支持了共产党新政府和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匹夫有责”的作用。
以后之事
之后你也已进入小学，不久又考入中学读书，你已经是有文化的，其他的事就不必说了。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说的历史，好好地去做对人民有利的事吧。